文/谢辉（北京外国语大学）

编者按：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，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，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，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。

既是“国宝”，当走出北师大，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。陈垣图书馆（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）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，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，以方便学术研究，推动教育进步。）

（摘要）陈垣在民国时期，共整理出版《铎书》《灵言蠡勺》《辩学遗牍》《大西利先生行迹》《主制群征》《名理探》等西学类典籍6部。前5部完成于1918至1919年，皆为铅字排印。《名理探》出版于1926年，为影印本。其底本来源有二：一是来自英华自藏的《天学初函》等，二是马相伯抄自徐家汇藏书楼。

陈垣整理本在选目方面，侧重选择传本稀少、价值较高的品种。校勘方面，在缺乏校本的情况下，仍通过其他校勘方法，校正了底本中的诸多错误。有失校漏校之处，常在印样或再版中加以补正。但受时代影响，也存在着妄改问题。此外，陈垣在整理西学汉籍的过程中，还经常伴随着对相关典籍的加工和研究，包括对典籍划分章节、增补材料，以及对相关史实加以考证。作为民国时期西学汉籍整理工作的开创者之一，陈垣校本选目既精，质量又佳，在当时广受好评，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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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关键词）陈垣；西学汉籍；天主教

陈垣先生为民国时期较早关注西学类典籍，并开展整理工作的学者之一。其整理的西学类典籍，选目既精，质量又佳，在当时广受好评。当今学界在言及陈垣先生的基督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时，亦多有论述，较具代表性者，如张荣芳的《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研究的贡献述略》在论及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籍整理的贡献时，特设“对基督教史籍的整理与校订”一节，述其校刊《铎书》等书的情况。其余如金文淑的《论陈垣的宗教史研究》（博士学位论文，中国人民大学，2011），周靖维的《陈垣对基督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》（硕士学位论文，北京师范大学，2015）等，也均有所论及。但对于其整理的西学类典籍所据之底本，印行之版次，各版之间及与底本之差异，则讨论尚显不足。本文即对以上诸问题进行探讨，并在此基础上，略析其价值与影响。

一、陈垣整理出版的6种西学类典籍

（一）《铎书》1卷

本书为陈垣最早整理出版的西学类典籍。据学者研究，其整理的过程大致为：1917年10月21日，陈垣前往上海，准备出访日本，期间探访马相伯并于徐家汇藏书楼访书4日，得见《铎书》，欲录副而未果。

1918年秋，马相伯以抄本寄京。12月陈垣校勘完毕并撰序。1919年2月，《重刊铎书序》发表于《青年进步》，同年春《铎书》初版印行。”

其得以印行，与山西驻京代表李庆芳关系密切。李氏序文称“新会陈援庵君以霖所著《铎书》写本见示”，陈序亦谓李氏“为言于山西省长阎百川（即阎锡山）先生。适先生以事晋京，闻李君言，欣然属即重刊”。

其书出版后颇受欢迎，一年之内，即已重版4次。陈垣在第4版序言末尾的识语中说：

是书初次活版，晋人贻我数百本，顷刻散尽，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。同时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阳，今天津友人又属重印，此其第四版矣。

辅仁大学摄影 梅明

此4版的情况如下。

第1版，据李凌翰博士论文所附书影及著录，该本封面签题“铎书，明韩霖著，民国八年春出版”，卷前有1918年12月陈垣《重刊铎书序》、1919年元旦李庆芳《重刊铎书序》，佚名（当为李建泰）、李政修《铎书序》，原订阅校刻人题名，韩霖《铎书大意》。卷端题“古绛韩霖撰”，半页12行31字。有行格及句读。

第2版，国家图书馆藏（馆藏号133685）。该本封面签题“铎书，明韩霖撰，民国八年夏出版”，卷前序文、卷端所题等与前本皆同，而行款变为12行35字。自《铎书大意》开始连续计页，共48页。卷端钤“陈垣同志遗书”印。末有《正误表》长幅拉页一张。此本从形制上来看，显然是根据第1版重排，当即第4版识语中所说“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阳”者。慕君即慕学勋，李凌翰已指出。

第3版，国家图书馆藏（馆藏号57380）。该本封面签题“明韩霖撰，铎书，新会陈氏校刊”。卷前亦有陈垣等4篇序文、校刻人题名与《铎书大意》，皆分别单独计页。陈垣序后多出一段按语：

是书初次活版，晋人贻我数百本，顷刻散尽，远近索者犹纷至，愧无以应。顷晋人亦拟谋再版，此殆极佳现象。前此国人方沉湎不返，非烦热即颓惫。近见士夫相语，辄互问吾人毕世营营胡为者，似渐有觉悟之意。是书言人对于社会当尽之本分，借题发挥，清凉剂亦兴奋剂也。用重付活版，读者幸勿以其论题庸熟，而忽略其论文中之精义焉可。原刻眉端标题之外，本尚有评语，词旨警策，疑亦李建泰所为，前次未经刊入，今特移置行间。其原刻标题则范以复圈，以存古本。一九一九年六月，陈垣再识。

由此可知，此本即第4版识语中所谓“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”者。与前两版比较，此本有比较明显的不同。其添入了原书中的眉批，又将卷端题名“古绛韩霖撰”下，添入“兄云景伯、弟霞九光仝订，男无致、无期仝阅”。此订阅人题名，在明刻本中本为校刻人题名页末的牌记，前两版附于校刻人题名之前，而此版则改置卷端。行款改为13字33行，正文共44页，卷末有勘误表9条。

国图藏本书签尚钤“冯西满”印，陈垣序文首页墨笔题“西满仁兄大人惠存，弟锐良赠”。“锐良”应即英锐良，为英华家族成员。“冯西满”为何人不详，“西满”为教名，应是天主教徒。此外国图藏57298号（常济安捐赠）、16401号等，亦均是此本。马相伯约在1919年致信陈垣，提出对“第2板”的5条勘误意见，所指当即是此本。

第4版，国家图书馆藏（馆藏号57094）。该本封面题签、卷前序文、版式行款等，与第3版皆同。而陈垣序末按语有删改，自“远近索者犹纷至”至“而忽略其论文中之精义焉可”一段，改为“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。同时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阳，今天津友人又属重印，此其第四版矣”。卷前无校刻人题名页，卷末有勘误表6条，卷端钤“陈垣同志遗书”印。李凌翰推测，重印此本的“天津友人”，或是张纯一。

本书之底本，陈垣序文已经明言是马相伯抄自徐家汇之本，李凌翰进一步考证出，马相伯所据以抄录的，即是今《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》影印的明刻清修本，其说可信。

李氏已举出徐家汇藏本有3处天头批注刻印模糊之处，陈垣校本第4版均未收录，实际尚不止此。如《教训子孙》篇，“子孙长，则重婚姻，别男女”云云一段，徐家汇藏本天头印有模糊不清的6字批语，核之梵蒂冈藏本（馆藏号Borg·cin·364·10），当为“婚姻男女补天”，后页梵蒂冈本天头尚有“妇有别一伦”6字，徐家汇藏本不可见。此因徐家汇本与梵蒂冈本同版，而印较晚。此2条批语，陈垣校本之3、4版均无，益可见其源出于徐家汇藏本之实。

(二)《灵言蠡勺》2卷

本书约整理完成于1919年5月，据马相伯云“陈援庵君前既一再考订也里可温，今春又重刊《铎书》，夏又重刊《灵言》”，可知其为继《铎书》之后，陈垣的第2部西学类典籍整理著作。该本封面签题“灵言蠡勺，新会陈氏校刊”，卷前依次有四库提要一页，陈垣《重刊灵言蠡勺序》一页（末题“一九一九年五月新会陈垣序”），马相伯《重刊灵言蠡勺序》一页（末题“民国八年相伯马良，时年八十”），毕方济《灵言蠡勺引》（末题“天启甲子七月，泰西后学毕方济谨书”），及《灵言蠡勺目录》。卷端题“泰西毕方济口授，吴淞徐光启笔录”。半叶13行33字，全书共26页。

据陈垣序文谓“余从万松野人假得钞本，酷爱之，即欲重刊，近复得崇祯间慎修堂重刻《天学初函》本，因属樊君守执细为比勘”，可知其源出于英华藏抄本。

按1916年1月12日《大公报》连载《万松野人言善录》谓“又有明季所译的《灵言蠡勺》一书……故此野人也要把此书重刊，以饷我同胞”，可见英华至少在此时已得此书，并有整理的打算。

马相伯曾与英华共同对此本进行校勘，故在序言中说：“《灵言》底本，良与万松野人尝与从事校正。”但因“校雠之未得其人”，久而未刊。陈垣复用“祟祯间慎修堂重刻《天学初函》本”校阅。

按：今所见《天学初函》本《灵言蠡勺》，卷端题“慎修堂重刻”，此外梵蒂冈图书馆还藏有一种版本（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-ORIENTE-Ⅲ223·10），其版式行款、卷端所题等，皆与《天学初函》本同。但《天学初函》本版心下方多以小字题本页字数，而梵蒂冈藏本则无，字体亦略显生硬，似是翻刻，内容则基本一致。陈垣先生所据以对校者，大约即为此两本中的一种。从文字上来看，其最终校定之本，也属《天学初函》本一系。

(三)《辩学遗牍》1卷

本书约成于1919年8月。此前英敛之在1915年11月26日至1916年1月25日，将此书连载于《大公报》，本年又托陈垣订正，与《大西利先生行迹》明浙西李之藻传》合刊。此本卷前有陈垣《重刊辩学遗牍序》一页(末题“一九一九年八月新会陈垣序”)，马相伯《重刊辩学遗牍跋》(末题“一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相伯马良题于北京培根学校”)一页，马序乃《大公报》本原有者，后附四库提要则为新增。卷末有李之藻、杨廷筠《原跋》2篇，又识语3篇。

首篇“《天学初函》自明季李太仆之藻汇刊以来”云云，乃是《大公报》于1915年11月24、25日，为即将刊出的《辩学遗牍》所作“本报附刊名著广告”，而略加改易。第2篇乃英华于1915年圣诞节所作，为《大公报》本所原有。第3篇谓“丁巳之春”云云，丁已为1917年，乃后来补人。半页13行33字，正文、跋文及识语页码连排，共15页。据该本卷末所附识语首篇，谓英华觅得《天学初函》全帙，先将《辩学遗牍》一种排印，而陈校本又从《大公报》本出，可知属于《天学初函》本一系。

(四)《大西利先生行迹》1卷

本书成书时间约与前书相同。此前《大公报》继《辩学遗牍》刊毕之后，于1916年1月27日至3月23日，续刊此书，题“大西利先生玛窦传”，陈垣应亦是在该本基础上加以修订。陈校本行款同前书，卷端题“西极耶稣会士艾儒略述”，卷末有陈垣识语（题“一九一九年八月新会陈垣校毕附识”），又有1916年马相伯《书利先生行迹后》，乃《大公报》本所原有者。全书正文与识语、书后连续计页，共10页。《大公报》本原附有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奏疏、《大京兆王公庆麟利子玛窦碑记》，以及《职方外纪》卷五《海道》部分，陈校本皆未收。

据马相伯所述，《大公报》本乃“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，邮借所藏抄本。抄手甚劣而多误，亟与友人英敛之共读共校，亟付手民”，可知从徐家汇藏抄本出。今藏台湾辅仁大学的徐家汇旧藏中，有3部《大西利先生行迹》抄本，马氏所据者盖即其中之一。本书刻本传世者，仅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末清初福建刻本1种（馆藏号BorgiaCinese350·3），而抄本极多，且互有异同。

向达先生在1947年，出版《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)，以梵蒂冈藏福建刻本为底本，以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、法国国家图书馆、北堂图书馆、献县天主堂所藏5个抄本及陈垣校印本为校本。据向达研究，牛津藏本乃伟烈亚力旧藏，大约为同治间上海姚老楞佐所抄，该本“与陈援庵先生所校印本大同，陈本出于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旧抄本，姚氏为上海人，则或亦出自徐汇本也”。

(五)《主制群征》2卷

本书约成于1919年10月。1915年6月至8月，英华将此书连载于《大公报》，是为第1版。连载完毕之后，随即出版单行本，并在《大公报》上登出广告谓：“用中国毛边纸印刷，装钉雅洁，每本收回工料大洋二角，购十本以上者九折，百本以上者八折。”单行本封面由张謇署签，题“降生后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，天津大公报馆重印”，是为第2版。

陈垣校本为第3版。该本封面签题“汤若望撰，主制群征，赠言附”。卷前有马良(重刊主制群征序》（题“乙卯四月马良序于京师培根学校，时年七十有六”），英华《重刊主制群征序》（题“降生后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”），皆为第二版所有者。继为上下2卷目录，上卷10篇，下卷15篇。卷端题“远西汤若望著”，卷末题“耶稣会中同学龙华民、高一志、罗雅谷共订”。后附《赠言》，分文与诗。末为陈垣《三版主制群征跋》（题“一九一九年十月新会陈垣跋”）。行款与《辩学遗牍》等同。

据《大公报》1915年6月12日所载尚文《拟重刊主制群征序》，谓英华得此书，什袭而珍藏者30余年，可知《大公报》本当是用英华自藏本付刊。此书目前所知的版本有2种：一为明末刻本，卷前有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李祖白行书《主制群征跋》、汤若望《主制群征小引》；二为清康熙间翻刻本，“玄”字阙笔，无李祖白《跋》与汤若望《小引》。前本较为罕见，目前仅知梵蒂冈图书馆有藏（馆藏号BORGIA CINESE370·4），后一本则流传稍广。《大公报》本亦无李氏、汤氏序跋，推测应是出于翻刻本，陈校本亦属此系。

(六)《名理探》前编《五公称》5卷

本书约成于1926年。1917年，陈垣自英华处得一本，而英氏又得自马相伯。章士钊、胡适分别从陈垣藏本录副。1923年，富阳人赵彬（字恂如）为陈垣重抄一部。1925年，章士钊任国立编译馆总裁，曾托刘奇（字子行）借陈垣原本覆校一遍，欲付刊而未果。1926年，吴宓在陈垣处见此书，建议刊行，遂以赵彬抄本付辅仁社影印数百部。

今见国家图书馆藏本（馆藏号15597），1函3册。封面题“名理探前编五卷，明西洋傅汎际、仁和李之藻同译”，背面题“民国十五年六月，北京公教大学辅仁社用新会陈氏精抄本影印”。卷前有《名理探目录》，末云“第二三四五端之论待后刻”，并题“同会费奇规、曾德昭、费乐德订，值会阳玛诺允”。

卷端题“远西耶稣会士傅泛际译义，西湖存园寄叟李之藻达辞”。卷末附《李之藻传》（前有1919年马良《李之藻传序》）及陈垣《跋》（题“丙寅夏五陈垣跋”）。半页12行23字。

据后出的1931年排印本谓“徐汇书楼旧藏抄本，首端五卷，民国十五年，陈援庵先生转抄”，可知陈垣自英敛之处所得者，乃出自徐家汇藏抄本。方豪谓“清末，马相伯先生、英敛之先生皆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抄得一部，一九一七年，陈援庵先生又从英先生处借抄一部”，说得更加清楚。该本今仍藏徐家汇。

按：此书大约初刻于明崇祯末年，仅刻第一部分，即《五公称》5卷。李天经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在北京见此书5卷，李次彭谓崇祯十年冬，傅汎际入都，出示刻本5卷，大约均是此初刻本，今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藏（馆藏号Chinois 3413）。

大约在李次彪作序的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之后，傅氏又刻《十伦》5卷，并将已刻好的《五公称》部分修版，于版心的“名理探”3字下加人“五称”2字，增入李天经、李次彪序文，合并印行，今梵蒂冈图书馆有藏（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Ⅲ231·1-9）。陈垣影印本无二李序文，似源于初印本。

二、陈垣整理西学典籍的特色

陈垣先生整理的6部西学类典籍的情况，已见上文所述。与同时期的同类作品相比，陈垣整理本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特色。

首先，在选目方面，侧重选择传本稀少、价值较高的品种。

早在陈垣年轻时，阅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即已知有明末西方传教士所著西学类典籍，但“《四库》概屏不录，仅存其目，且深诋之，久欲一睹原书，粤中苦无传本也”，已经意识到其流传不广的问题。

故1917年，陈垣居于北京时，即着手开展对此类典籍的搜集。一方面，英华处藏此类书甚多，陈垣尽借而读之。另一方面，陈垣还曾赴上海与日本访书，在徐家汇阅书四日，感慨于“明末清初名著，存者不少，惜无暇晷遍读之”，在东京又得《破邪集》。

此外，陈垣在阅读西学类典籍时，对其中援引的其他西学书籍，也多加以标识记录，作为访求的线索。如其记《铎书》中引有庞迪我《七克》、艾儒略《涤罪正规》、罗雅谷《哀矜行诠》。

又如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《不得已辩》（馆藏号133784），乃陈垣旧藏。书中凡遇书名如“天主实义”“万物真原”等，皆用墨笔标出。

通过以上途径，陈垣访求到了大量西学类典籍，今国家图书馆藏陈垣捐赠的1911年前出版的中文公教类书籍，即多达140多种，可见其收藏之富。

但尽管如此，陈垣却没有不加分别地将西学诸书一概印行，而是从流传情况、学术价值、社会影响等方面，进行仔细衡量，选出最需整理者。其在《重刊灵言蠡勺序》中说:

李之藻辑《天学初函》，以此书隶《理编》。其《器编》即《几何原本》等十种，均著录文渊阁，后人分收于《守山阁》《指海》等丛刻中,世间多有传本。

《理编》九种，惟《职方外纪》《四库》著录，收于《守山阁》外，《畸人十篇》《天主实义》《辩学遗牍》七克》等，均见屏于《四库》，然今天主堂尚有刊本；惟《灵言蠡勺》《西学凡》《交友论》《二十五言》等，则绝版久矣。诸编中《灵言蠡勺》说理最精。

从此段论述中，可以清晰地看出陈垣选择整理品种的标准。其将西学诸书分为“世间有传本”“有天主堂刊本”“久已绝版”3类，于绝版中又选择“说理最精”者进行整理。

其后马相伯致信徐宗泽，就重印《天学初函》事转述陈垣之意见，谓：“《初函》器编十种，外间多有传本，刻之无谓。至理编九种，或已重刻，或各堂多有刊者，再刻亦无谓。惟《西学凡》《廿五言》二种不多见。”亦是此意。

陈垣最终整理出版的6部西学类典籍，也大都符合这一标准。如《铎书》当时国内仅有徐家汇藏明刻清修本，《大西利先生行迹》《名理探》仅有抄本。《主制群征》云用英华藏本，当时国内可能仅徐家汇藏有一部刻本，英华藏本或即从彼出。总的来看，都是比较稀见的品种。

其后陈垣先生编《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》，分为“现有刊本通行者”“现无刊本通行者”两类，也是这种注重稀见本思想的延续。

在确定选目的基础上，陈垣即不遗余力地推进整理工作。在前引《重刊灵言蠡勺序》中，陈垣已经提出，其下一步还拟整理《西学凡》《交友论》《二十五言》等书。广东崇正2013年春季拍卖会“史学巨擘·陈垣先生重要著作及稿本”专场，即有此3书的校正整理本，且加有诸多批语。这说明陈垣对其的整理并非仅为构想，而已付诸实施。

其后陈垣可能发现《交友论》尚有传本，其在《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》一文中，即列出教外人翻刻《交友论》的8个版本，故将其剔除，但仍继续推进其余2种的整理。马相伯即谓《西学凡》与《二十五言》“近于别处见有改本，援翁已将改本分上下层排印”。尽管陈垣整理本最终似未出版，但由此可窥见其对稀见西学类典籍整理的持续关注。

此外，在《名理探》的《十伦》部分与《超性学要》的整理出版方面，陈垣也曾致力。1927年7月，在《名理探》前编《五公称》5卷影印出版之后，陈垣即致信伯希和，询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《十伦》部分5卷“能用照像法照出否，需费几何”。

其后1932年，徐宗泽方托友人从法国复制得《十伦》，并前编合为10卷，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《万有文库》出版， 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其事即发轫于陈垣。又1917年，陈垣致信英华，提出可以将利类思译《超性学要》影印，接续《天学初函》而为《二函》，马相伯致信徐宗泽，也转述了陈垣类似的意见。

其后约在1930年，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与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相继出版铅印本，前者据西湾子天主堂藏本，后者则据徐家汇藏书楼藏本，并经马相伯补校。”推本而言之，此书之整理出版，也是首倡自陈垣，陈垣且以一部新印本赠予陈寅恪。《名理探》之《十伦》部分，当时国内未有传本。

《超性学要》译自圣多玛斯《神学大全》，时人谓“中古欧洲基督教之教义，实以多玛斯此书为其源泉，利类思译之为汉，可谓探骊得珠……卷帙繁重，传世极罕”。陈垣推动对其的整理，也正反映出其重视稀见而重要的西学典籍的态度。

其次，在校勘方面，陈垣整理的大部分西学类典籍，多为孤本传世，并无校本可用。仅有《灵言蠡勺》以抄本为底本，以所谓慎修堂翻刻本为校本，大约也是同出一源。故其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仅能用本校、他校、理校法，解决底本中存在的问题。

其底本且多为抄本，又经叠相转抄及他人校改，情况复杂，校勘难度很大。但尽管如此，陈垣仍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，力所能及地校正了各书中的若干错误。

第一，前版失校漏校之处，常在后版中加以补正。例如，《铎书·和睦乡里》“西极文先生论怨雠有别”，陈垣校本第2版同，第1版大约也如此。至第3版，则改“文”为“艾”。此“艾先生”当指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，底本有误，陈校本起先未能校出，再版时遂予追改。

第一，前版失校漏校之处，常在后版中加以补正。例如，《铎书·和睦乡里)“西极文先生论怨雠有别”，陈垣校本第2版同，第1版大约也如此。至第3版，则改“文”为“艾”。此“艾先生”当指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，底本有误，陈校本起先未能校出，再版时遂予追改。

第二，一书印出“校本”或“样本”之后，常在其上加以校改，部分校改的内容改入最终出版的定本。

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陈垣整理本《主制群征》(133681），封面墨笔题“校本”。卷上第4页正面“夫性各有定，天胡独殊”，“天”字墨笔圈出，天头批“地”。卷下第5页背面“是虽大主降罚”，“罚”字墨笔圈出，天头改“割”，并有批注曰：“《大诰》，天降割于我家。”页，当即是陈垣在拿到样本后发觉有缺失，遂予增人。

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陈垣整理本《主制群征》（133681），封面墨笔题“校本”。卷上第4页正面“夫性各有定，天胡独殊”，“天”字墨笔圈出，天头批“地”。卷下第5页背面“是虽大主降罚”，“罚”字墨笔圈出，天头改“割”，并有批注曰：“《大诰》，天降割于我家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，陈垣校本也有错误甚至妄改之处。例如，《铎书·尊敬长上》“昔汉明帝封诸子，裁令半楚、淮阳诸国”，陈垣校本“半”作“吴”。

按：此出《后汉书》卷十上《明德马皇后传》，谓汉明帝所封诸子，封地仅为光武帝所封楚王、淮阳王之半。陈本显误，不知是马相伯从徐家汇藏本传抄时致误，还是陈垣误校。此外，有学者曾将徐家汇藏本《铎书》与陈垣校本第三版对校，发现陈校本不同之处多达118处，且有相当数量是有意为之的删改。

李凌翰已举出尤为明显的几处，如《孝顺父母》章删去“后详言之”至“此臣子之礼也”300余字，并将其删削的部分归纳为3点，即祭祖等儒家礼仪、报应观、崇奉帝制。

虽然李氏也提出，不排除是马相伯寄来抄本时即已作了删削，但推断起来，更可能是陈垣为之。

可为旁证的是，陈垣校本《辩学遗牍》，较《天学初函》本删去“其粗而易见者，则万里之内，三十余国，错壤而居，不一易姓，不一交兵，不一责让，亦千六百年矣”37字，而作为陈垣校本之底本的《大公报》本，则并无脱漏，可推知其删削必出陈垣之手。

此种删削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本的价值，但毕竟与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，可以理解。如不考虑删改的问题，陈校本仍然可称民国时西学典籍中校勘较精审者。

最后，陈垣在整理西学汉籍的过程中，往往还伴随着对相关典籍的加工和研究。具体可分3方面。

第一，分章分段，新编目录。

例如，《铎书》原本分6篇，各篇文意相连，不分段落，而陈垣校本将其“分段别行”。

又如《灵言蠡勺》2卷,《天学初函》本中原有篇章名，但较为混乱，且层级不明晰。陈校本大约是据卷前毕方济序言“今略说亚尼玛四篇”之文，将其重分为4篇，部分篇名如第二篇“论亚尼玛之能”为新增，原有的“论亚尼玛之生能觉能”“论亚尼玛之灵能”作为第一、二章分列其下，“论记含者”等3节则标以甲、乙、丙，分列第二章下。

这就使得全书结构清晰，大大方便了阅读利用。其工作看似简单，但却是建立在对原书内容具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。

第二，增补附录与相关材料。

例如，《辩学遗牍》之《大公报》本，原据《天学初函》本排印，卷末仅有李之藻跋，陈垣据闽刻本增杨廷筠跋文一篇，又于《利先生复虞铨部书》后，附录祩宏《云栖遗稿》中《答虞德园铨部》一篇。

又如，《主制群征》之《大公报》本，卷末仅附录龚鼎孳、金之俊、魏裔介、王崇简贺文。陈垣校本则“末附赠言一帙，则清初诸文士赠若望之作，其诗为前印所未有，新从徐汇书楼钞得者”，较《大公报》本增出胡世安(贺道翁汤老先生荣荫序》，以及胡世安、薛所蕴等十余人赠汤若望之诗。

马相伯于1919年致信英华，谓“右十七人诗联，系由刻本抄出”，大约即指此，则此增补者实为英华托马相伯自徐家汇抄得。

第三，史实考证。

例如，陈垣在整理《铎书》时，据《绛州志》考证韩霖的生平著作，又考其卷前阙名序文为李建泰作，此说后经黄一农补充考证，遂成确论；整理《灵言蠡勺》时，谓“方济事迹，汉籍不概见,《明史·外国传》仅一见其名”，并据教内典籍《圣教奉褒》与《圣教史略》考证毕方济的事迹；整理《辩学遗牍》时，提出《辨竹窗三笔天说》非利玛窦所作，而是“教中一名士所作，而逸其名，时人辗转传抄，因首篇系利复虞书，遂并此篇亦题为利著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部分整理本的再版过程中，陈垣的研究也随之不断深人。如《铎书》之初版至第3版序言中，谓李建泰“与韩霖乡榜同岁，历官国子监祭酒”，而第4版则在“同岁”后增人“天启五年进士”一句。

又广东崇正2013年春季拍卖会拍品中，有第4版《铎书》一种。封面墨笔题“第四板样本”，并有批注曰：“《酌中志余》，霖列名东林党籍。《全毁书目》,《守圉全书》在禁书之列。《东亚之光》，顺治九年所颁之六谕，与明太祖之六谕同。”

卷前陈垣序文中“成汤之诰，不见绌于姬周；拿翁之言，岂遂讳于法国”一句，墨笔划去，天头改“顺治九年二月所颁六谕，亦与此同”。可见其持续利用新发现的资料，补充订正自己的研究。

结语

陈垣对西学类典籍的整理工作，集中在1918～1919年。其直接原因，是1917年，其发愿著《中国基督教史》，在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结识英华，英华收藏西学诸书甚多，“盼他日汇刻诸书，以编纂校雠之任相属”。至于1920年，陈垣开始点阅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与敦煌遗书，工作重心发生转移。

同时亦深感翻刻旧籍需“钞而又校，校而付排印，又须再校”，其后的整理遂陷于停滞。除以自藏抄本《名理探》付影印之外，基本再无新的西学典籍整理作品。马相伯等人本来还曾选定过一些稀见的西学典籍，希望陈垣能作整理。

其于1919年曾致信英华说：“《真福和德理传》，鄂省崇正书院梓……倘得援庵重加考订，亦元末圣教史也，亦欧洲中世史也。此外还曾将徐家汇藏抄本《童幼教育》抄寄陈垣，且谓陈垣有“亟欲付刊”之意。

马氏在1919年致信陈垣，谓“得前月十九日书，随即赶抄，一则原本是抄本，借来之物，多不敢改，二则上下卷计八十张”，所指可能就是此书。但最终也未能整理出版。

从近代西学汉籍的整理历史来看，陈垣无疑是民国时期此项工作的开创者之一。无论是《丛书集成初编》对西学类典籍的收录，还是王重民、向达、阎宗临等学者对海外稀见西学文献的搜集、刊布与汇校，都在陈垣之后。其整理工作尽管在一定程度上，受到个人信仰与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但总体而言，仍体现出学者严谨的态度，与教会出版机构有着显著的区别。

清末民国间，教会所属印书馆如北京北堂印书馆、上海土山湾印书馆、河北献县天主堂印书馆、香港纳匝肋印书馆等，出版了大量的西学典籍，就数量而言，至少在陈垣整理的数十倍以上。但其出版的多为供教徒使用的教理书，如《圣经广益》《圣经直解》《教要序论》等，均一印再印。

而陈垣则从学者的角度出发，选择传世稀少、价值较高之书进行整理，其整理本虽少而精。如马相伯即称《灵言蠡勺》“校对甚精，竟无讹字”，并请英华多寄数十本。《铎书》整理完成后，一年间即印4版，上海的华人司铎亦有索观者。

《名理探》作为民国间最早印行之本，尽管内容艰深，但仍很受欢迎。马相伯曾谓“援翁代辅仁抄本之《名理探》，早不胫而走，可见华人研古之一斑矣” 。

时至今日，在国内外诸多版本均已披露的情况下，陈垣校本仍在西学汉籍的整理与研究中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